朱光亞,一個已解密30年的名字。但由于其事業(yè)的特殊性,翻閱數十年來的國防科技史料,有關這位我國戰(zhàn)略科學家、核事業(yè)主要開拓者之一、“兩彈一星”元勛的內容少之又少。
因此,很多人并不知道,我國第一顆原子彈、氫彈的研制試驗,第一座核電站的籌建開發(fā),高技術研究發(fā)展計劃的制訂實施,中國工程院的組建發(fā)展,以及一系列至今仍處于秘密狀態(tài)的重大科研成果,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系。不僅如此,朱光亞還是少有的“科技帥才”,不但科研水平極高,而且富有政治敏銳性和領導力,在我國國防科技事業(yè)中承上啟下、組織協(xié)調、綜合平衡,被譽為“兩彈”攻關的技術“樞紐”,作用無可替代。
回去吧,祖國在向我們召喚
朱光亞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,他與核事業(yè)的結緣也是如此。
1945年夏天,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結束。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,震驚了全世界,也震撼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。為了擴大軍事實力、提高中國在世界的形象,蔣介石指示下屬:中國也要做原子彈。通過遴選,年僅21歲的朱光亞被導師吳大猷推薦,成為當時公派赴美學習核物理的5位青年學生之一。
研制原子彈,朱光亞沒有意見;但為了國民黨政府,他不情愿。糾結中,朱光亞向我黨地下組織征求意見并獲得同意后,才放下心理包袱,與李政道等人一同登上了前往舊金山的輪船。
赴美后,朱光亞來到密歇根大學學習。其間,他各科成績全是A,連續(xù)4年獲得獎學金,老師們都認為批閱他的卷子是一種享受。入學第二年,他還在國際著名科技期刊《物理評論》上發(fā)表了《符合測量方法:(I)β能譜》等兩篇文章,在早期核物理學科留下了中國人的探索足跡。
但無論國外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多么優(yōu)越,朱光亞內心深處的“鄉(xiāng)愁”始終揮之不去。1949年,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,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朱光亞立即決定歸國。作為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留美學生會主席,他把北伐時“打倒列強”的歌填上“趕快回國”的詞,動員大家學成報國。同時,與同學多次以“留美科協(xié)”的名義,組織召開“新中國與科學工作者”“趕快組織起來回國去”等主題座談會,介紹國內情況,討論科學工作者在建設新中國中的作用。
1950年2月,美經濟合作署為了挽留人才,向朱光亞拋出橄欖枝。清貧如他,卻立即拒絕了對方的救濟,并搶在美對華實行全面封鎖之前,自籌經費,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動身前,朱光亞牽頭組織起草了著名的《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》,其中寫道:
“同學們,聽吧!祖國在向我們召喚,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,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,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!回去吧!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……”
包括他在內,52名回國留學人員在信上簽字。1950年3月18日,信件被《留美學生通訊》刊載,在全美中國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。這些文字還傳到了英國和法國,令那里的留學生備受鼓舞,后來為我國核武器事業(yè)做出杰出貢獻的“兩彈一星”元勛程開甲等人,就是受此感召回到了祖國。
猶憶朱光亞回國之初,我國國防科技建設尚處于準備階段。按照組織安排,他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,又作為翻譯前往朝鮮戰(zhàn)場參與停戰(zhàn)談判,再到東北人民大學(現吉林大學)培養(yǎng)國家急需的物理學人才……真正是“哪里需要哪里去”。但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工作,朱光亞總是全力以赴、毫無怨言——在經歷新舊兩個社會、東西方兩種價值觀的強烈對比后,他對黨和人民的熱愛已無以復加。
一生只做一件事
在錢三強的推薦下,1959年7月1日,年僅35歲的朱光亞走馬上任,出任九所副所長、核武器研究主要技術負責人。從此,他隱姓埋名數十年,在核武器這一關乎祖國命運的偉大工程最前沿,與王淦昌、彭桓武、郭永懷等科學家一起,在高原、深山、大漠的艱苦環(huán)境中組織攻關。
在當時的科技人才中,朱光亞的工作層次最高,也最有戰(zhàn)略性、全局性。20世紀60年代,我國核武器方面的重要文件基本都出自他手。在這些文件中,朱光亞科學地提出了爭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奮斗目標,明確論證了核試驗的“兩步走”戰(zhàn)略,對黨中央作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。隨后,他又高瞻遠矚,組織于敏等人攻破了氫彈難關。
然而,核武器研制不僅是一個科技問題,更是一個政治問題。對此,朱光亞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的變化,為我國核武器研制賡續(xù)發(fā)展做了大量準備。
1963年7月,美、英、蘇三國在莫斯科簽訂《關于禁止在大氣層、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》,暴露出有核國家妄圖通過禁止大氣層核試驗阻止他國發(fā)展核武器的陰謀。風雨欲來,朱光亞當機立斷,提出將核試驗轉入地下,并先后組織突破了相關核心技術,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得以繼續(xù)推進。
20世紀80年代,美、蘇又開始推動《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》。朱光亞意識到,核試驗難以長期進行下去,必須轉變思想,重新搶占機遇、贏得戰(zhàn)略主動。最終,我國于1996年7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核試驗,次日即宣布暫停核試驗。9月24日,我國第一批簽署《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》,為世界核軍備控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。
轉眼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,朱光亞再次審時度勢、把握機會,在全球高科技飛速發(fā)展的大勢中,組織領導我國高技術研究發(fā)展計劃的制訂和實施。他不但對具體項目的設立、研究內容與發(fā)展方向提出看法,而且直接負責航天技術領域和先進防御技術領域的領導工作,有力推動了國家戰(zhàn)略高科技的長期發(fā)展。
此外,他還參與指導了我國第一代近程、中程、遠程、洲際戰(zhàn)略核導彈和潛地核導彈,以及核潛艇的研制,組織領導了多次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(fā)展戰(zhàn)略的制定。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,他推動建起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——秦山核電站,并促進相關技術不斷開發(fā)……
正如朱光亞所說:“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這一件事——搞中國的核武器!眹@一個“核”字,他將畢生的心血獻給了祖國。而在從事秘密科研的數十年間,他“學”為人師,“行”為世范,為人們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故事。
“朱光亞星”永遠閃亮
朱光亞獨特的人格魅力,來自于他嚴謹細致、追求真理的學者之風,也來自于他有勇有謀、沖鋒在前的大將之風。
早在核武器研制工作之初,朱光亞的認真負責便有口皆碑。在組織指導核試驗時,朱光亞更是事無巨細。1971年,一場驚心動魄的試驗險情,在他的提早準備、果斷抉擇下化險為夷。那一天,飛機需進行核彈空投,但飛行員嘗試了3次都沒能將彈體投出,更嚴重的是飛機燃料即將耗盡,必須馬上降落,F場的人員都緊張極了:一旦飛機墜落,或彈體在飛機著陸過程中受到大幅沖擊,核爆炸在所難免。萬幸的是,作為現場最高領導的朱光亞心中有數。按照預案,他指揮大家撤進防空洞,自己與幾位同志留下,指示駕駛員帶彈返航。最終,飛機和核彈都平安降落。據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、院士杜祥琬回憶,落地時,彈體離地面只有10厘米。
平時,只要沒有其他工作安排,朱光亞總是守在核試驗一線。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,科研人員需要對爆炸灰樣品進行測量。而當時的實驗條件很差,相關設備裝備能否抵御如此高劑量的輻射,誰也說不準,大家都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。到了正式操作的那天,工作人員驚奇地發(fā)現,朱光亞竟然也來到了實驗室,并且始終站在他們身后。中科院院士王乃彥回憶此事時不禁說:“他親臨現場,和我們一同置身在較大的輻射劑量場中,給我們以很大的鼓勵!焙髞,朱光亞在指揮地下核試驗時,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,也冒著污染和塌方的危險,鉆進坑道觀察現場。
這是怎樣的驚心動魄呀!但朱光亞從不提及。保密的要求、低調的作風,使他數十年如一日地遠離公眾視線,僅和少量親友聯系。即使在身份解密后,朱光亞也從不宣揚自己。1996年初,某出版社計劃出版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,朱光亞的名字自然在內。但在申報審批時,他抬筆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。據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回憶,一次,清華大學要為23位“兩彈一星”元勛出一本傳記,在這本數十萬字的書中,朱光亞只提交了一篇不到6000字的《原子彈綜述》,沒有一個地方專門寫自己。
2004年,朱光亞80歲生日時,為表彰他對我國科技事業(yè)做出的杰出貢獻,我國國家天文臺發(fā)現的、國際編號10388號小行星被命名為“朱光亞星”。在命名儀式上,他也只是淡淡地說:“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,我很不敢當……我個人只是集體中的一員,做了一些工作!
如今,朱光亞已經離世10年。人們追憶他時,常會提起俄國詩人普希金的一首詩:
“我為自己建造了一座/非人工的紀念碑/在通往那兒的路上/青草不再生長。”
是啊,有些人即使離開了這個世界,他們的精神仍然永存。
(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21年第9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