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代情報制作的保密手段

早在遠古時期，我們的祖先便能夠通過特定的聲音、動作甚至是繩結來記錄和傳遞信息，這便是情報的早期雛形。

中國古代的情報制作中，使用保密手段可以追溯到商末周初的“隱語”，即以某種約定的暗號或者其他替代語傳遞的情報內容。隱語是實物形式的，在兵書《六韜》中有記載“陰符”與“陰書”的用法。在后來的發(fā)展中，又演變出書面形式、口頭形式等。

早期的陰符由竹板制成，后也用木片、銅片代替。陰符由君主和前方將領秘密約定不同長度的符節(jié)分別代表何種情報，并任命專人負責傳遞。由于陰符本身無文字或符號，即使送符者遭俘虜，情報本身仍然是安全的。雖然陰符操作簡單、保密性高，但它傳遞內容有限，只適用于小型重要情報的傳遞，難以勝任復雜軍事情況下的秘密通信。相比于陰符，陰書可以傳遞更豐富的情報�！读�韜》有云：“諸有陰事大慮，當用書不用符�！币馑际撬�有密謀大計，都應當用陰書，而不用陰符。陰書實際上是軍事文書的一種，制作方法是先將機密內容完整地編寫在木簡或竹簡上，再將其分成3份，委派3名使者傳送。只有收信者收齊3部分，才可知曉全部內容。這種制作方法可以避免因某個送信人被俘而造成的情報泄露，但送信人被俘，也會導致收信者無法獲取完整有效的情報。
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出現(xiàn)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情報保密手段，即泥封技術：書寫有文字的竹簡或木牘被捆扎之后，在繩結處敷以特制的膠泥，再在膠泥上鈐戳呈報人或部門的印章。收件人主要通過對封泥印戳文字的真?zhèn)舞b定和封泥完好度的考察來判斷是否泄密。這種方法簡單實用，成本低廉，在當時被廣泛使用。在“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”項目名單中，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備受關注，二號墓共出土各類遺物4800余件，其中就包括發(fā)現(xiàn)于封土內的封泥4500余件。

秦漢以后，情報制作通常采用暗號、密語、符號甚至小語種來進行加密，即前文所提的書面形式的“隱語”。據(jù)宋人撰寫的《武經(jīng)總要》記載，那一時期的軍事情報都配有密碼，即用1—40的數(shù)字代號“密碼本”替代情報信息。比如請增兵、被包圍、將士叛等等。這樣的替代操作與摩斯密碼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到了元朝，情報的制作開始采用“亦思替非文字”，即采用阿拉伯語替代漢語。阿拉伯語作為外來的小語種，具有特定的規(guī)則與寫法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，非經(jīng)教導難以掌握，方便保密。用外語替代明語，提高了情報的制作成本，同時也提高了情報的破譯難度。

明朝時期，密疏作為一種保密度較高的上行官文書，廣泛應用于政治場合。與正常的題、奏本相比，密疏內容只有上疏者和皇帝兩個人知道，所謂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”。其處理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的章奏，通常是自上疏人手中發(fā)出，直達御前，嚴防中間有人“截胡”。明代對密疏制作十分重視，采取了多種措施。朝臣書寫、謄錄密疏，一般不能由他人代勞，有利于控制密疏的知悉范圍。到了明代后期，密疏制作又有了新的保密方法，即給密疏的外封加鎖或用上特制的匣具。不過，用特制匣具傳遞密疏，只適用于內閣大臣與皇帝之間，不具有普遍性，但其也為清代密折在呈送過程中外加折匣掛鎖提供了思路和啟發(fā)。

清代，為了適應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需要，逐漸建立起奏折制度，因其折面、折內往往書有“密”等字樣，故稱為“密折”。朝臣必須將奏折放入封套，再放入折匣并鎖好，才能交給他人呈進。清代饒旬宣所作《饒嵩生折譜》對封套有這樣的描寫：“請安折封套，外用云龍黃綾，內用黃粉箋裱。長六寸四分、寬三寸一分、上下掩首各寬五分�！薄罢巯婚L八寸八分，闊四寸四分，高一寸五分。內用黃綾裱底，外用黃漆漆之。”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十一月上諭中，有“朕將內制皮匣，發(fā)于諸臣，令封鎖奏達”的字樣，因此可以看出，密疏應該是內外兩層，外面是木頭匣子，里面是一個活動的、可以取出的皮匣子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福建巡撫常賚官署失竊，丟失了鑰匙，于是只得向將軍石禮哈借用開鎖，可見木頭匣子外面是有鎖的。除此之外，清代在傳遞奏折等重要文件時，還專門使用“封桶”“夾板”等封套，可以起到很好的保密作用。

在古代，軍政信息的保密與封建君主制的鞏固和封建王朝的利益緊密相關。在漫長的歲月中，關于情報制作的一系列保密制度和手段不斷發(fā)展，封建統(tǒng)治者對保密的重視可見一斑。  

（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21年第9期）